四川的茶文化起源于何时

山里向茶 2023-01-23 08:52 编辑:admin 139阅读

四川的茶文化起源于何时

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

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

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

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茶的起源

我国早在南宋吴自牧的《梦梁录》中,就有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酒茶”之说。当初称为“八件事”。至元代时略去“酒”,始成为“七件事”。在元代的杂剧《玉壶春》、《百茶亭》、《度柳翠》等唱词中,均可见“早晨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句,历代流传至今,可见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茶,属山茶科,多年生常绿木本植物的芽叶,原产我国。这种常绿灌木,高可五、六尺,叶长呈椭圆形,有锯齿。叶茉、叶间开白花,五瓣,果实扁圆,呈三角形,熟后则裂开,散出种子。可于春秋时采撷其嫩叶制茶,种子还可榨油。茶树因材质细密,还可作雕刻用。

茶在古代有很多不同名称,如:茗、茶、茶茗、葭萌等。一般认为“茶”字在唐以前的古书中还未出现过,自唐代始见,是唐代人把古“蔡荼’字减去一笔而成“茶”字。“荼”是“茶”的古体字,“茶”是从“荼”字分化出来的。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因而也是茶叶的故乡,是世界上饮茶制茶最早的国家。数千年前就在我国的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发现了野生茶树。中国的茶叶生产已有数千年的历史。世界各产茶国,不是直接、就是间接地从中国引进茶苗、茶种,并派人来中国学习栽茶制茶方法,然后再发展本国的茶叶生产。

陆羽在《茶经》中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

战国时期的《神农本草》上说:“神农尝百草疗疾,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茶)而解之。”以采集野生植物为生活主要来源的原始氏族公社,至神农氏时期,已累积发现有72种有毒中草药,又在偶然间发现用野生茶树的鲜叶汁,可解这72种有毒中草药的毒。自此以后,先民们就以喝茶来解毒,也即用茶的开始,可见最早的饮茶是从药用开始的。

饮茶由药用转变为饮料,究竟始于何时?古人所见不同。据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姬于公元前1115年联合四川各民族伐纣之后,巴蜀所产茶叶已列为贡品,诸民族首领正是带着茶叶去进贡的,这可谓是我国最早有关茶叶的记载

巴蜀文化的详细介绍

所谓巴蜀文化,即巴文化与蜀文化,巴蜀文化的发展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而巴蜀文化的特点又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巴文化与蜀文化有着各自的特点和明显的区别,却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

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 巴蜀文化又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渗透影响外,主要表现在对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诏文化的辐射,还远达东南亚大陆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元代的双流人费著《岁华纪丽谱》曾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俗尚游乐是巴蜀人的一大特点。所以,巴蜀很早就兴起了旅游习俗,到唐宋时达到顶点。以成都而论,全年的固定的游乐活动就有23次之多,或游江,或游山,或游寺,或游郊野,而且往往是群体出游,并与歌舞娱乐、体育竞技、商贸活动结合在一起,具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 巴蜀山川,自古有雄险幽秀之称:重庆武隆仙女山、金佛山、长江三峡、夔门天下雄。经过当代的开发,今天更增加了“神奇瑰丽”的特色:九寨沟山水的神奇,黄龙山水的瑰丽,熊猫世界的趣,恐龙世界的奇,是今日旅游者领略的最大感受。从线路上看,有西北线的九寨、黄龙、四姑娘山、贡嘎山,有北线的剑门蜀道,有东线的三峡风光,有南线的蜀南竹海风光和泸沽湖探秘。整个巴、蜀景观布局疏密相间,如金线穿珠,珍珠满盆,几乎每个县都有可供旅游的景点。

巴、蜀旅游线最大的特色是雄险幽秀的自然景观,往往包含着人杰文昌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如:剑门蜀道具有丰富的三国蜀汉文化和梓潼文昌文化以及女皇武则天故里的文化内涵;九寨黄龙一线,具有羌族石碉文化、夏禹文化、古蜀岷山文化、三国蜀汉文化的内涵;泸沽湖具有“母系王国”的文化内涵;三峡一线则更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宝库。这是巴蜀旅游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三国蜀汉文化的中心遗迹是成都武侯祠。武侯祠本是刘备墓、祭祀刘备的汉昭烈

庙和诸葛武乡侯祠的合祀之地,让我们深深领略到其中历史文化积淀的况味。

永陵是我国历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修建和突出在地面之上又已经科学发掘的陵墓,可供游人参观,这更可以引起人们对于帝王陵寝秘密的兴趣。 巴蜀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故李白发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这一封闭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但正是因为如此,又反过来激励起巴蜀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于是,环境与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终于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陇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北方的高山――秦岭。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了高超的栈道技术,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蜀王派遣五丁力士开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个美女的神话故事,就是上古时代开山通道进行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栈道是巴蜀人的一大发明。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须开道,遇水必须造桥,古蜀先民为了突破封闭,在发明了栈道的同时,又发表了笮桥。笮桥即绳桥,有多种类型,至今尚可见到的藏区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岷山上的竹索桥,滇西北的编网篾桥,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桥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铁索桥,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智慧体现。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雅安)、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k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