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茶馆》的主题
茶馆》作品刚发表，就有剧评家批评过：“这个戏……对旧时代的某些旧人却有过多的低回凭吊之情。”这部作品融入了老舍相当程度的“低回凭吊之情”，应当说是事实，问题是，这种情感是否就是多余的或者不健康的呢？剧作家“凭吊”了不为丑恶时代所容的优秀文化，“凭吊”了苦苦挣扎而终于落败的善良人物，我们只要尊重历史，是不难体会老舍对这些凭吊对象的价值认定的。一，“葬送三个时代”的写作目的 3幕话剧《茶馆》是老舍1956至1957年间的作品。它是作家一生中最优秀的戏剧创作，正像曹禺先生所说，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共和国建立之后的17年里，老舍写小说很少，却写了不少的戏。写《茶馆》之前，1955年他写了话剧《春华秋实》，1956年写了话剧《西望长安》，在《茶馆》之后，1958年写了《红大院》、1959年写了《女店员》和《全家福》……《茶馆》跟这些配合时事政治的作品，在题材、风格以及创作模式上，都大不一样，他重新写起了解放前写惯了的“陈年往事”。 二，用写文化来写社会 《茶馆》要把旧中国的社会变迁演给观众看。可是，老舍对政治不大熟悉，这限制了他直接写社会政治变迁的能力。于是，作家避生就熟，用他了如指掌的社会文化变迁，来折射社会政治变迁的幽微。我们都清楚，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政治，都从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社会的政治性质总会或明或暗地作用于它的文化，而形形色色的文化世相，也常常能把暗含着的种种政治信息，传递给人们。所以，通过写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来反映这个时代的政治面貌，就成了艺术作品反映社会可行的途径。《茶馆》恰恰体现了老舍选择了这一创作途径所获取的艺术优势。 一方面，丑陋的东西四处滋生蔓延。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里头有价值的东西，在那样的年头当中却活不出来，甚至要走向毁灭。第3幕，评书名角儿邹福远、京剧演员卫福喜和饭庄名厨明师傅，各自述说自己如同性命般珍惜的艺术和技艺，都是朝不饱夕，岌岌可危。明师傅是一个人能“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手儿”，到头来，为生计所迫，变卖了所有的厨具家什，给监狱里犯人蒸窝窝头去了，因为“现而今就是狱里的人多呀！”邹福远道出了这些艺人和手艺人的极度苦闷：“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
中的人物的性格特点及形象的作用
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掌柜，也是贯穿全剧的人物。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裕泰茶馆，也继承了他的处世哲学，即多说好话，多作揖。他胆小、自私，又精明、干练、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在黑暗的旧中国，尽管王利发善于应酬，善于经营，不断改良，却无法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他对此也抱有强烈的不满，但表达得十分含蓄。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处世的小商人，最终仍然没能逃脱破产的命运。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
常四爷是旗人，在满清时吃皇粮。但是他对腐败的清王朝不满，对洋人更加痛恨。因一句“大清国要完”被抓起来，出狱后参加义和团，以后又凭力气靠卖菜为生。他正直，善良，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他不讳言他的不满，对抓过他的特务仍然很强硬，对正在发愁的王利发则雪中送炭。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也穷困潦倒，绝望地喊出：“我爱咱们的中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这个形象代表了不甘受奴役的中国人，反映出旧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
松二爷也是个旗人，心眼好，但胆小怕事，懒散而无能。清朝灭亡前，他游手好闲，整日喝茶玩鸟。清亡后，“铁杆庄稼”没有了，但他仍然留恋过去的生活，不愿自食其力。他宁愿自己挨饿，也不让鸟儿饿着，一提到鸟就有了精神，最后终于饿死。这是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旗人的典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 崔久峰：“以天下为己任”的革命者―“中国非亡国不可”的失败主义者 。
吴祥子、宋恩子：顺风倒的奸邪小人，靠坑害别人钻营偷生。
刘麻子、唐铁嘴等：一群地痞无赖。一个说媒拉纤、拐卖人口，一个是麻农相士，算命骗人。这样一类人物形象，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畸形和病态。
《茶馆》的语言往往能做到“闻其声知其人，三言两语勾勒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老舍《对话浅论》）
他们五个人讲的话，鲜明地显示着不同的性格特点：
松二爷软弱、胆小怕事，害怕惹事；
常四爷耿直、刚强，富于正义感和爱国心；
二德子霸道、逞凶、蛮横不讲理,一副地痞流氓相；
王利发息事宁人，害怕在茶馆闹出点乱子,因此 多说好话多请安；
马五爷虽然只说了三句话，却塑造出一个靠洋教而摆威风、傲慢、虚伪的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