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襄对茶文化有何贡献?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撰著文集60卷，奏议10卷，《茶录》、《荔枝谱》各1卷，工于书法，擅长茶事，为中国茶文化发展做出了卓著贡献。从流传至今蔡襄所作的茶诗、茶文、茶书、茶书法等茶文化作品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蔡襄的独特茶文化见解，也能获得宋代乃至古代茶文化的重要历史信息。

蔡襄写有茶诗，据不完全统计，有《即惠山煮茶》、《茶垄》、《采茶》、《造茶》、《试茶》、《修贡亭》、《和杜相公谢寄茶》、《六月八日山堂试茶》等多首茶诗。

这些诗题材丰富，《即惠山煮茶》写茶泉，《茶垄》写茶园，《采茶》、《造茶》写茶叶采摘与加工，《试茶》、《六月八日山堂试茶》写煎茶与饮茶，《修贡亭》写贡茶，《和杜相公谢寄茶》写茶礼。从茶诗的题材，可见蔡襄拥有非常丰富的茶文化知识，无愧茶学家之称号。

在《即惠山煮茶》诗中，蔡襄对惠山泉为什么长期以来深受赞美进行了思考。他提出“此泉何以珍，适与真茶遇”，惠山泉之所以受到珍视，是因为有上好品质的“真茶”与其相得益彰。“在物两称绝，于予独得趣”。茶与水双绝，才让人们得到了饮茶的趣味。蔡襄提出了“茶泉双绝”的观点，对后来颇有影响。明代时，田艺蘅就对杭州附近的茶泉“一一试之，求其茶泉双绝”。于是就逐渐产生了龙井茶与虎跑泉为“杭州双绝”一说。

在《修贡亭》诗中，蔡襄自注：“予自采掇时入山，至贡毕”，反映了他在福建担任转运使期间，负责贡茶事宜，采摘、制作、包装、运送，自始至终都亲力亲为。“修贡贵谨严，作诗谕远永”，说明宋代时期极其重视贡茶，蔡襄不仅认真对待，全程参与，而且作诗记录，这些实践活动为他能够写茶书《茶录》打下了铺垫。

苏轼在《荔支叹》诗中云：“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宠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贡茶。”前丁后蔡指的是丁谓（966-1037）和蔡襄。丁谓曾任福建转运使督造贡茶，创制了大龙团饼茶。蔡襄继任该职后，又创制出小龙团茶。苏轼对此颇有微辞，认为这是争新买宠。并且苏轼在诗中自注：“大小龙茶，始于丁晋公，而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曰：‘君谟士人也。何至作此事！’”指出欧阳修也对蔡襄的行为颇为不解。

然而，从蔡襄在《造茶》诗中序言：“其年改造新茶十斤，尤极精好。被旨号为上品龙茶，仍岁贡之”，我们可知蔡襄具有创新精神，并不因循守旧。新创的产品“尤极精好”，是“上品龙茶”，原因在于“规呈月正圆，势动龙初起。焙出香色全，争夸火候是”。这是在品质方面精益求精，尽管也有苏轼、欧阳修所说博得君王欢心之嫌，但是蔡襄为了追求更高茶叶品质而不断创新，这种创新精神是值得我们称赞的。

同时，在《造茶》诗中，蔡襄自注：“龙凤茶八片为一斤，上品龙茶，每斤二十八片”。由此可知上品龙茶每斤有28个小饼片。而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凡二十饼重一斤，值黄金二两，然金可有而茶不易得也”。这里如此贵重的小龙团茶每斤为20个小饼片。如果不是欧阳修笔误，那就说明蔡襄创制的上品龙茶更加精致。因此从茶叶加工技术角度来看，蔡襄是有功于茶叶科技进步的。

蔡襄写有茶事散文《茶记》，该文收录于《端明集》卷34，全文151字，叙述了他与王大诏因茶结缘的故事。蔡襄说建安的“王家白茶闻于天下”，“白茶唯一株”，并且肯定了白茶价值非常高，“一饼直钱一千，非其亲故，不可得也”。后来，遭人嫉妒，“园家以计枯其株”。适逢蔡襄亲临建安，王大诏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蔡襄。蔡襄甚感惋惜，很是同情王大诏，二人因此相识。幸好茶树根部没有受害，后来又“枯蘖辄生一枝”，王大诏采叶制作了一小饼茶。此时蔡襄已在京师，王大诏坚持四千里路的遥远跋涉，携茶来到京师，请蔡襄一品为快。蔡襄深受感动，特地写下《茶记》作为纪念。

蔡襄是官员，喜欢好茶，懂得茶性。王大诏是茶农，家有好茶，善于制茶。二人因茶结缘，可谓情真意切。值得一提的是，今人说到白茶，常以宋徽宗赵佶（1082-1135）的《大观茶论》为凭据。因为《大观茶论》中专门列有“白茶”条目，说“白茶自为一种……崖林之间偶然生出……生者不过一二株……”。甚至少数人还以为这是白茶的最早详细记载。然而，比对宋徽宗《大观茶论》与蔡襄《茶记》中有关白茶的文字，实际情况一目了然。蔡襄及其《茶记》在先，宋徽宗与《大观茶论》在后。因此，蔡襄《茶记》为我们研究宋代乃至古代茶文化，的确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信息。

茶书具有极为重要的学术价值，是我们研究茶文化发展史的主要资料来源。蔡襄写有茶书《茶录》。该书近800字，上篇论茶，下篇论茶器，有前序、后序以及附录（欧阳修《龙茶录后序》），非常完整。

今人对该书多有好评。著名茶文化专家陈文华教授认为：“《茶录》是我国第一部专论点茶技艺及其器具的茶书，也是现存宋代最早的茶书之一”，“为宋代饮茶艺术化奠定了理论基础，是继《茶经》以来保存完整的一部重要茶书”。这个评价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极为中肯。

笔者认为，蔡襄《茶录》之所以受到今人好评，是因为该书具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显著特色。

一、写作目的明确，填补了学术空白。蔡襄在“前序”中指出：“昔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试，曾未有闻”。很显然，蔡襄广闻博识，在亲身经历了生动鲜活的建安茶事之后，他觉得唐代陆羽（733-804）的《茶经》没有记载福建茶事有些缺憾，而且他的同时代人，前任转运使丁谓在《茶图》中只谈茶叶采造等技术问题，却不谈品饮方法，显得不够完备。因此，蔡襄专门写下《茶录》一书，以便弥补陆羽《茶经》、丁谓《茶图》的不足之处。

二、作品内容丰富，总结了饮茶艺术。《茶录》上篇论茶，分别有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徽怠⒌悴璧10则内容。下篇论茶器，分别有茶焙、茶笼、砧椎、茶钤、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等9则内容。由此，我们可以获得宋代点茶艺术的诸多重要信息。比如说，在点茶法程序方面：备器→择水→取火→候汤→徽怠床琛瞬琛肼蕖悴琛凡瑁渲校骶摺徽怠⑾床琛⒌悴枰丫胩拼宀璺厝徊煌荼涑伤未悴璺ǖ亩烙刑厣２滔迓氏仍凇恫杪肌分邢低车刈芙崃怂未枰眨罄此位兆谡再プ础洞蠊鄄杪邸诽峁┝瞬慰迹饬奖静枋槲袢肆私馑未悴枰帐跆峁┝酥匾柿侠丛础

三、观点新颖鲜明，影响了茶业发展。蔡襄在《茶录》中提出了许多新颖鲜明的观点，对茶业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比如，蔡襄倡导品茶时以色、香、味为次序的标准。色在首位，“茶色贵白”。其次是香，“茶有真香”。然后是味，“茶味主于甘滑”，如果“水泉不甘”则“能损茶味”。这个标准次序，到了宋徽宗撰写《大观茶论》时，调整为味、香、色。味在首位，“茶以味为上”。其次是香，“茶有真香”。然后是色，“以纯白为上”。从蔡襄《茶录》到宋徽宗《大观茶论》中品茶标准的变化，很好地反映了宋代时期茶叶审美观念的转变。其次，蔡襄提出评判斗茶胜负以及选择茶盏釉色的标准。“斗试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为了方便判断胜负，需要借助茶盏釉色。“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恢萌饶牙洌钗谩薄Ｖ赋龊谟酝煤琳导扔泄δ苊烙钟幸帐趺溃虼送煤琳倒阄餍卸恫ィ羁痰赜跋斓街泄约叭毡静栉幕姆⒄埂

蔡襄工于书法，以浑厚端庄、自成一体的风格与苏轼、米芾、黄庭坚并称“北宋四大家”。蔡襄的茶书《茶录》、茶诗《即惠山煮茶》等茶文化作品，同时也就是优秀的茶书法作品。茶诗、茶文、茶书属于茶文学作品，茶书法属于茶艺术作品。蔡襄将茶文学与茶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二者相得益彰，交相辉映，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茶文化的高效传播。

蔡襄于1012年出生于茶区福建仙游，1048年到建州监造贡茶，1052年撰写《茶录》二篇上进。由于参与了茶叶生产、加工、管理、品鉴，因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然后形诸笔端，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总结。蔡襄能够创制小龙团茶，得益于他具有丰富的经验并且勇于创新的精神。蔡襄能够提出独特的茶文化见解，得益于他积极参与茶事活动并且深入思考。蔡襄的茶文化作品能够广为流传受到好评，得益于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书法艺术高超。

蔡襄是我国宋代时期著名茶人，对中国茶文化发展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宋代的点茶艺术因之日益成熟，建茶的声名因之闻于天下，为中国茶文化第二个高峰期的出现与形成夯实了基础。蔡襄的茶文化作品具有很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对今天弘扬传统茶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来源：章传政《试析蔡襄的茶文化贡献》荣获全国征文“首届蔡襄《茶录》与福鼎白茶文化发展论坛”优秀奖，发表于《首届蔡襄<茶录>与福鼎白茶文化发展论坛论文集》第60-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