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有千种，艺成百家，道只一行！
茶为里，水为表，艺为形，道为骨！
以水煮茶，艺成百家，或浓或淡，或先或后，或沏或泡，或冷或热，或纯或杂，皆随心就性，适宜皆好。
而道在修为，化繁就简，化形入意，化意入神，化神归真，一气空明，物我忘矣！
非渴不能成饮，非艺不能承欢，非道不能坐禅！
禅茶一味，修在一生。禅修之道，唯静唯性，唯悟惟宁！
你怎么看待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
谢友邀。我是个茶痴，喝了几十年茶，茶道略知一二，网上朋友们的回答已经很周全，我不再累赘。就说一句，在中国茶文化面前，日本茶道不值一提，因为茶文化本就源于中国，祖地在中国，日本在中国面前只是个小字辈！他那点所谓茶道都是中国文化所授！不说了！谢谢！
在中国传统茶文化中有茶道或茶艺一说吗？
“茶文化”三个字第一次出现，于1989年庄晚芳教授的文章中。当时尚未涉及茶道与茶艺一说。
至于后人开始胡说八道，这俺就知不道了。
同样是茶，为什么在中国成了“茶艺”，而在日本成了“茶道？
类似的问题，我已有回答过，这里再作一次比较系统的回答，也许有些长。
这里简单谈一下我个人对中国的“茶艺”和日本的“茶道”的理解。“茶艺”，至少可追溯到唐代的茶圣陆羽，他撰写的《茶经》，对茶树的种植、茶叶的选用、沏茶所用的水、茶炉茶壶、沏茶的过程以及茶的饮用，都有非常详尽的叙述。宋代出现了大量的有关饮茶的著作，从陶谷的《茗录》、蔡襄的《茶录》一直到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现在留存下来的就有十几种，从中可知当时的中国人对于饮茶已经非常讲究。明代以后，改变了以往由团茶、饼茶制作末茶的方式，叶茶成了主流，但对茶的炒制，依然颇为讲究，1609年刊行的罗廪撰著的《茶解》中说：“炒茶，铛宜热；焙茶，铛宜温。凡炒只可一握，候铛微炙手，置茶铛中，扎扎有声，急手炒匀。出之箕上薄摊，用扇扇冷，略加揉捋。在略炒，入文火铛焙干，色如翡翠。”而文人墨客更在意的是饮茶的情趣，往往将饮茶与传统的琴棋书画连在了一起，除了饮茶之外，还会讲究周边的环境。这种后人称之为“茶艺”的茶文化，一直沿承到了近现代。周作人在《雨天的书》中写道：“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今天饮功夫茶，也比较讲究沏茶的工艺程序，对于茶具，也各有追求。一般而言，中国的茶艺，注重的是生活的艺术或艺术的生活。而在16世纪最后形成的日本茶道，除了与中国的茶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之外，主要是引入了禅宗或禅意（禅宗本身是完成于中国的佛教的一宗），使它更多地具有了一种宗教或哲学的气息，因而上升到了一种“道”的层面，它注重的不是因茶的本身，而是藉此营造一种对于人生的思考，同时注入了多种审美的元素，使其成为一种综合性的日本文化。
茶种、茶叶以及饮茶的习俗，无疑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中国是全世界茶的发祥地），主要是第二次（第一次传入在8世纪前半期，但没有传播开即中断了）在13世纪（中国南宋时期）前半期由僧人荣西和尚自浙江传入的。荣西虽然也是一位将禅宗的临济宗传入日本的主要人物，但在他撰写的《吃茶养生记》中，只是强调了茶的药用和养生功效，丝毫没有提及禅宗，跟后来形成的茶道，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随着茶树种植和饮茶习俗自西向东的扩展，自镰仓时代末期至南北朝时代（大约在14世纪中叶前后），逐渐出现了一个称之为“茶寄合”的活动。所谓“寄合”，这里可作“聚会”“集会”解，那么“茶寄合”，顾名思义，就是以饮茶活动为中心的聚会活动，它的缘起，与当时颇为兴盛的“连歌会”有关，连歌会的历史要早于“茶寄合”，原本是上层贵族和武士吟唱和歌的一种雅会，随着饮茶习俗的普及，连歌会中增设了饮茶的内容，以后饮茶的聚会又以“茶寄合”的形式独立了出来，成了人们游乐聚会的一种样式，在富裕阶层中以“婆娑罗寄合”为代表，下层民众则以“云脚茶会”为主要样式。初时的“茶寄合”，几乎都有从中国传来的斗茶的内容，往往还伴有各色酒宴，悬挂或摆放各种自中国传入日本的墨迹、书画、文具、陶瓷器、漆器等艺术品和工艺品，一时成了上层达官贵人游兴取乐的重要样式，使得社会的风习渐趋奢靡。作为对此的反动，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逐渐形成了一种简朴的“草庵茶”，更加注重身性的修养，追求茶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其间经过了三代人的努力，即村田珠光（1423~1502年），是他首先创立了茶道，一个是武野绍鸥（1502~1555年），茶道在他手里有了很大的发展，还有一个就是声名最响的千利休（1522~1591年），他最终全面建立了茶道的体系和宗旨。
珠光少年时就是一名僧人，后来却到京都大德寺跟随著名的一休和尚（1394~1481年）去学禅。一休和尚是临济禅的高僧，犹如中国宋时的济公和尚，现在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中藏有一幅墨斋画的一休画像，虽着僧服，却是留发、蓄须，不同于一般僧人，他不循传统的礼法，狂放不羁，人称狂僧，却是独树一帜，对禅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观物察事，往往胜人一筹。一休赠送给珠光一幅中国宋朝僧人圜悟克勤的墨迹，作为入门的明证，后来这幅墨迹被珍视为茶汤开祖的墨宝。珠光大概在一休那里悟到不少禅的真谛，他尤其欣赏一休视富贵如粪土的平常心，他自己对当时的浮华世风也十分反感。他决心将茶事从奢华的世风中解放出来，而使其成为常人修身养性、提升品性的一种方式。珠光有一句著名的话语：“月亮若无云间令人生厌。”这句充满禅意的话语体现了珠光的审美观，即不完全的美是美的一种更高的境界。这一审美意识对日后日本人审美理念的最后形成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绍鸥虽是商人家庭出身，却喜好文艺，年轻时钟情于一种叫连歌的上下联唱的日本诗歌，1525年他25岁的时候来到京都，拜当时极有名的文化人三条西实隆为师，在听他讲《和歌大概之序》过程中深有所悟，此时正是下京茶汤相当兴盛的时候，于是又向珠光的门人宗陈等学茶，又跟随紫野的古岳和尚参禅，这一时期积累的学养日后在“佗茶”的营造中都逐渐体现出来了。后来他在京都营造了一处茶室曰大黑庵，脱去了珠光也未能摆脱的武家贵族讲究装饰的传统，茶室的“座敷”改为四帖半，墙面只是俭朴的土墙，木格子改成竹格子，去除了“障子（纸糊的格子门窗）”中部的板，地板只是稍施薄漆甚至只是原色，并且没有台子（用于摆放和装饰茶具）的装饰，他将很有影响的连歌师心敬所宣扬的枯淡美（这一点与珠光不谋而合）引入茶汤中，在将书院茶发展为四帖半的草庵茶的过程中发挥了指导性的作用。绍鸥后来又到和泉南宗寺跟大林宗套学参禅，从而开创了茶人参禅之风，最著名的是，他还提出了茶禅一味的主张，将茶与禅连为一体，或者说在茶中注入了浓郁的禅的精神，由此，在他的努力下，初步形成了一种极具禅意的、崇尚简素静寂的“佗茶”，可以说，这样的茶既淡化了幕府将军等上层武家“茶数寄”的贵族气，同时又将淋汗茶等庶民性的较为低层的饮茶习俗提升到了优雅、闲静的高度。
千利休在前人的基础上，成了日本茶道的集大成者，利休推崇的“草庵茶”，希望是一种出世间的茶，“将心味归于无味”真的具有很浓郁的禅意。为了洗去讲究格式法式的上层武家茶会的贵族风，他把原先4帖半的茶室再加以缩小，一举改为2帖（不到4平米），以追求主客之间的更加近距离的交流。一直保存至今的京都妙喜庵的待庵，相传是利休的作品，从外观上看，实在是非常不起眼的一间小茅屋，而且没有门，只有一个低矮的躏口，人必须弯腰或屈身才得以进入，其目的是让人有一种紧张感，以拂拭人的世俗性或日常性，来使人的精神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利休的生前，正是日本的战国时代，人们深深感叹生命的无常，人生的无常，于是就有了利休的“一期一会”之说，意为人生如萍水，相逢是一种缘，此次相会，不知何时再能重逢，因此要珍惜偶尔一次的相会。现在日本三大茶道宗派的里千家、表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三派，都是千利休一脉的沿承。后世利休的继承者，往往都将他抬举得很崇高，但利休本人虽然对禅具有较深的参悟，却似乎并不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当时的一代枭雄织田信长（1534~1582）旌旗浩荡长驱直入京都之后，利休就有意亲近信长，信长便起用他担任茶头，后来他又靠近丰臣秀吉。后来因为追求自己个人的功名，引起丰臣秀吉的猜忌和警惕，千利休自己感到了危机而自刃身亡。
总之，日本最终会形成茶道，有它自己的历史沿革过程，最后在茶文化中融入了禅宗、建筑、园艺、书画、饮食、文学、茶具、身心修养、社交礼仪等多种元素，最后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具有浓重日本特色的文化。而中国的茶艺，基本上还只是一种以茶为核心的生活艺术，两者有关联，又有不小的区别。